你管这叫谋士 第564章

　　何为人事为本？先从“寿考之方”上陈说好了。

　　对这些生活在灾病之中的民众来说，几乎没有人不想要让自己活得更久。

　　可就像当年戏志才刚遇到仲长统的时候，在他的纸稿上所写——

　　“且夫堀地九仭以取水，凿山百歩以攻金，入林伐木不卜日，适野刈草不择时，及其构而居之，制而用之，则疑其吉凶，不亦迷乎？”

　　“简郊社，慢祖祢，逆时令，背大顺，而反求福祐于不祥之物，取信诚于愚惑之人，不亦误乎？”3

　　违背农业种植的时节，不遵从人理，反而向那些并不吉祥的东西谋求福祉，向愚昧的人寻求信托，那是多么荒谬的事情。

　　要想身体安泰，事业顺利，便该当调和元气，清净思虑，节制饮食，嗜欲适度。

　　倘若真的不幸出现了疾病，也绝不能去朝着昔年黄巾贼子那一类人寻求符水为饮，而该当去这早已建立在各地的医署求医问药，同时端正仪表举止，乐好道德，施行仁义，处身正直，这才是所谓的“吉祥之术”。

　　而这些东西并没有任何一件是由所谓的“天象”来决定的，完全依托于人的决策和执行。

　　那么既然如此，又何必要因为某种天象天命之说而惶惑呢？

　　“先前的种种言辞不过是个开端，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处回应。”淳于嘉点评道。

　　仲长统这数年间在乔琰治下土地的行游绝非是在打发时间，而是实实在在地让他打从言论创建的那一刻起，便扎根在这片深受乔琰影响的土地上。

　　他甚至在随后的话中将概括的论断回归到了一项项的顺应天时举动，让那些看到晦涩言论难以理解的民众见到曾经在月报和生活中出现过的耳熟能详之言，寻找到了一点熟悉之感。

　　淳于嘉说这才是第一道回应，一点也没有错。

　　而第二道回应，则在间隔了数章之处的关于为官之道。

　　这确实不是对百姓来说熟悉的东西，可仲长统用了一个在淳于嘉看来很是狡猾的方式来阐述此事。

　　他说，有些地方上的官吏为了显示自己的清廉，用瘦马破车行路，不接养妻儿到就任的地方，不肯接受封赏和升官，来了客人都不拿出酒肉招待，这样的行事方式，人人都说他们是清廉高尚的。

　　就像是那位“悬鱼太守”，就是其中的典型。

　　他并不是要对这样的行为做出什么批判，而是觉得这样的举动做得过于偏激，以至于有违人之常情了。

　　世人称道他们，是因为之前的朝野之间没有公正可言，人们必须要去追寻一个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标杆，可换一种方式想想，假如朝政公道，正直可行，是不是并不一定要强求于这样一个过界的清流处事呢？

　　他写道——

　　【故由其道而得之，民不以为奢；由其道而取之，民不以为劳。天灾流行，开仓库以禀贷，不亦仁乎？衣食有余，损靡丽以散施，不亦义乎？】4

　　便如那备受指摘的大司马一般，她麾下的部将所用的都是上好的西域名马，穿着的都是最新的棉衣，可在旱灾到来之年里，她能开仓赈灾平定乱象，将粮价压制在一个让百姓能承担得起的数额，为什么要指责她是在享受到了至高权柄后放纵己身，有逾越之嫌呢？

　　这不过是在公正的法度之下才能存在的另外一种仁德表现形式而已。

　　他甚至在这第二道回应的末尾写道：

　　【或曰：政在一人，权甚重也。曰：人实难得，何重之嫌？】5

　　“人实难得，何重之嫌……真是好一个人实难得，何重之嫌！”刘扬看到这里已不免有些咬牙切齿。

　　这话就差没有直白地对大家说，大司马就是那个权位甚重的第一人，但她能做到自己应当做的所有职务，在这个对人才本就最为匮乏急缺之时，怎么会有人觉得她的权柄太高的？

　　长安朝廷所掌握的九州之地上，起码有半数的人因接连两年旱灾的缘故，对于那句“开仓库以禀贷”有着格外直观的认知。

　　这样有代入感的解读，比起那“赤气贯紫宫”的无妄指摘，无疑更能令人所信服。

　　“殿下，我们的麻烦大了。”淳于嘉开口，让刘扬已蓄势待发的怒火不得不往回收了收。

　　是啊，比起为这番切中要害的说辞而恼怒，他们更应当在意的，是到底要对其如何反击。

　　暗指乔琰的流言不过只是在长安地界上传扬，这本《昌言》却绝不可能只放在了长安。

　　按照乔琰掌握的那些印刷厂的效率，就算有运输耽搁的问题，这些书册还是应当已经遍布于北方了！

　　的确如他们所料，这当然不只是在长安出现了爆炸式的宣发兜售。

　　在真正作为乔琰大本营的乐平，此书早已成为了人手一本的存在。

　　下到学生，上到师长，没有任何一个人被遗漏。

　　就连结庐在太行山上为荀爽守灵的弟子都被人专门送去了一份。

　　在这等毫无缺漏的撒网之中，早在刘扬和淳于嘉等人拿到那本昌言之前，一度被王允建议刘扬前去接触的卢植就已收到了这份著作。

　　虽已将这《昌言》往复翻阅了三遍，卢植还是看着那最后的一段话陷入了长久的沉思。

　　只见得仲长统在那里写道——

　　琢磨珪壁，染练锡金，昭仁心于民物，广令闻于天下，与诸君共勉。6

　　卢植不由喃喃出声：“这是清水见底，明镜照心啊。”：，n，

第368章 重临北宫

　　昭仁心于民物，广令闻于天下。

　　施仁于民，教导民众顺应天时而为，才是这本《昌言》之中的真正主旨。

　　卢植沉浮宦海数十年，也钻研经文数十年，怎么会看不出仲长统这个后起之秀的真意。

　　他说错话了吗？

　　只怕没有。

　　自孝武皇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理念便成为了两汉奏书谏言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可事实上这些天灾与人事之间的关联到底是否真有如此深厚，在撇开了主观的意愿后看待，并不难发觉出端倪。

　　就连孝灵皇帝执政的后期都不得不默认甚至推动了乔琰在和张角之辩中所用的说法，极力撇开天灾和他启用宦官掌权之间的瓜葛。

　　那么再往前历数开国之年，似乎也真如仲长统所说，那些有着得天命之说的英雄人物也不过是相争上位的群雄之中的一员而已。

　　与其说是天命所钟助力了他的上位，还不如说是他所掌握的武力征服力量让他得以实现这个目的。

　　这话看似石破天惊，却在本质上只是将荀子的“明于天人之分”，也便是天道与人事无关的说法在这数百年后重新提出来。

　　当天下之主也好，做辅助国家平定的大臣也罢，都并不依靠于天道赠予，而在于能尽人事，用天道，授民事，顺四时，兴功业。

　　乔琰自执掌并州，乃至于如今的九州之地，恪行奉守的不正是这样的“用天之道”吗？

　　乱世之中，以卢植的智慧足以清楚地看到，人事的主动性本就在时局驱策之下被迫发挥到了极致，而其所带来的回馈便正是对仲长统这一套说辞的有力证明。

　　天下大旱，蝗灾和大疫同行，依然有一番人事可为的应变之法，让人何止是谋求到生存的路子，还有了朝着上头攀爬的希望。

　　这是叛逆吗？

　　不，这好像只是在写实而已。

　　而他所说的其余言论也实在没有什么错处。

　　自上位者的尽人事衍生到民众的顺四时，无疑是给这些刚刚被开启民智不久的民众指点出一条更为理智清晰的前路。

　　在这些脚踏实地而非空洞无物的表达里，绝不是在刻意引导着民众对上位者做出何等指摘，而恰恰是让能让民生有望的贤明君主更为便捷地统辖民众，杜绝他们被那些所谓的迷信蒙昧之言所惑。

　　若人人都能知道，在面临疾病的时候不当相信符水和求神这等虚无缥缈的东西，不再讳疾忌医，而是遵从于医者的服药看诊之言，那么就像是此番洛阳地界上的大疫一般，能在损失有限的情况下回归到原本的秩序之中，绝不至引发黄巾之乱这样的起义。

　　若人人都能知道，在农事耕作之中，求祭土地社稷之神，将蝗虫当做神灵使者，非但不能让他们的田地增产，反而会让他们遭受莫大的损失，只有区田法、溲种法、深耕添肥、凿渠灌溉才能让他们积攒下赖以生存的口粮，那么又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人死于饥荒。

　　天时无常，人事有常的道理，也无疑能让这些一度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民众重新燃起生活的希望。

　　而他所说的，在这等重归公正、民生和乐环境里该当推行的官员处事之道，在卢植看来更没错了！

　　过犹不及的道理，早在数位标杆之上做出了验证，又何必非要对乔琰的越权和排场做出任何的指责。

　　真正的仁举并不在于非要让自己过得极尽简朴，而在于能想办法让人才得用，府库充盈，在职权范围内的俸禄让自己过得体面并无不妥，做以权谋私走门路的事情那才该当重罚。

　　可仲长统所要说的，何止是那一句“人实难得，何重之嫌”啊……

　　若只看到这里便觉得他是在充当大司马的口舌，那就是看轻了这位立足于民生庶务的天才！

　　在卢植逐字逐句的钻研中，尤为让他觉得乔琰推行《昌言》有着势在必行意义的，是仲长统在书中提议恢复井田制。

　　不是对现有土地草率地做出改革，而是对重新修复秩序之中开辟的荒田先行试用。

　　所谓“限夫田以断并兼”，正是要让开垦荒地后先收归国有，再将其分给有能力种地的，而非是有条件占据土地的，以抑制这些新地上再度出现土地兼并。

　　比起那句“豪杰之当天命者”，这才是一句真正的大胆之言！

　　在乔琰推行这等举措的时候，还打着要聚敛余粮开启军屯以备战事的借口，也完全是凭借着她所掌控的强兵劲卒才能实现这样的一点。

　　可仲长统却丝毫不加以收敛地将这一句话丢了出来。

　　偏偏他说的下一段话又好像还站在上位者的立场上，将这一出言论给往回收了收。

　　他说官员为士民之长，若不能对在其位的人给出合适的官职俸禄，不能令他们养家糊口，反而要因为他们的被迫求生之举惩罚他们，那不就是把官职放在那里，像是摆放了个陷阱一样等待天下的君子吗？

　　但若说这是仲长统的示弱便着实是低看了他。

　　他不过是清楚地知道，在他所撰写的《昌言》顶替掉那些世家经传出现在千家万户的时候，他既是乔琰在此刻为自己选择的盾也是一把尖矛。

　　这把矛的头号目标是那些非要歪曲天象之说的人，而不是……

　　不是像一个刺猬一样将所有人都得罪个彻底。

　　目光长远的人能看到蛰伏中的图穷匕见，目光短浅的人看到的却只是对于荒地的建议，也只看到那句“官吏凭借正当的途径得到俸禄，百姓不会觉得他们奢侈；国家通过正当的途径获取积蓄，百姓不会觉得被压榨而劳苦”的论断。

　　很明显，这本《昌言》，著作者年轻，却宛然像是个成熟的政治家抛掷出去的武器。

　　卢植无从获知乔琰到底在其中对其做出了多少结构上的调整，让其变成了更为契合她的存在，可若是刘虞这位天子能将其利用得法，势必能引领着大汉越发昌盛，谁也无法凭借着此书的发行便觉得这是她有取而代之的想法。

　　但唯一的问题在，刘虞真的还有这个效仿其中言论，将其步步推行的精力吗？

　　转入今年刘虞所表现出的疲惫，就算卢植远居乐平，也能从那些传入他耳中的言语里揣测出个大概。

　　他也不免想到了在六月里刘扬找上他时候的场面。

　　他不知道这位皇子到底为何便觉得，自己能因为刘虞的缘故坐在那个稳操胜券的位置上，在将乔琰前往长安请罪的种种表现和言语告知于他后，希望能得到他的支持。

　　或者说，他希望卢植能看在大汉危亡在即的面子上帮他一把。

　　可到底还有没有人记得，昔日他在黄巾之乱中树立战功，却因为汉灵帝的猜忌不得不卸任军权，坐在尚书令的位置上。

　　汉灵帝驾崩之时，他为救驾而来，尊奉天子之命调动了北军五校，却因汝南袁氏意图争功的缘故被董卓驱逐出长安。

　　为保全大汉尊严，他前往长安忍辱负重，一度受到性命的威胁，在他年事已高避居并州的时候，却又被现任天子的子嗣意图当做一个掀起风浪的帮凶。

　　一面，是大汉的未来。

　　一面，是黎民的未来。

　　在眼前这本《昌言》的字字句句捶打间，卢植已经知道自己该当做出个怎样的抉择了。

　　不过像是卢植这般有此等明悟的人却并没有那么多，在这本书广泛流传于外的同时，也势必会引发出众多反对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