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三春景
在汉初, 因为国家刚刚从战乱中走出来, 又有强秦因严刑峻法引得百姓怨声载道的先例在, 选择了黄老派作为主流。考虑到此时的社会实际情况，这也算是恰当，这从之后国家渐渐从战乱中恢复, 甚至有了文景之治这样的盛世就可以看出了。
但即使是这样, 儒家也不是毫无作为的...实际上, 朝廷中儒家子弟一直保持着相当的存在感，只不过这个时候的他们选择了曲线救国——朝中的官位被黄老学派把持, 具体的事情又有法家去做。
其实就算没有法家去做, 儒家本身也干不了这活儿, 后来儒家当道，一样离不了法家。等到真的将法家一脚踹开了, 那是因为儒皮法骨, 儒家吸收了很多法家的东西...这个时候的儒家也早就不能算正统的儒家了, 各种意义上都和当初孔老夫子的儒家是两回事了。
儒家这个时候表面上退让，韬光养晦，实际上却是去深耕思想界去了。平民路线这边，儒家是最热衷收学生的了。说起来也很好说，就说是继承了先师孔子‘有教无类’的教导就可以了。
而上层路线，则是积极影响上层，越上层越好！终极目标当然是皇帝、太子、太后这些人。如果影响不到这些人，退而求其次，还有各地的诸侯王，三公九卿，和天子往来密切的一些贵族...
反正就是有影响力的人！
这毕竟是封建时代，自下而上的事情不能说不可能发生，但总体而言还是自上而下比较靠谱。之前黄老学派的大兴，和原本历史上日后的儒家大兴，其实都是自上而下产生的影响。
看看经学博士儒家出了多少人就知道儒家在这件事上的努力了。
儒家其实并不完美，就算不以陈嫣这个现代人的角度，以当代人的角度来看，都可以找出不少毛病。但国家需要的也不见得是个完美的教化工具，事实上，儒家只要做的比自己的竞争对手好就行了。
而之前当道的黄老学派，不是说它不好，而是不那么合适，在积极进取时期，肯定是拼不过儒门的。
只不过，就算有肉眼可见的弱点，早先占据了优势的黄老学派还是可以再压儒门数年。
而到了如今...儒家子弟苦苦等待的新时期总算要到了！到了刘彻这一代，其实黄老学派已经没什么优势了。之前黄老学派最大的靠山，窦太后不在了，这件事的打击可比表面上看起来大。
刘彻其实没有那么排斥黄老学派，不过他对黄老学派也没有自己祖父、祖母那样的偏爱，对于他来说，黄老之学和其他的学问没什么两样。用就用，不用就不用，并不是什么大事。
甚至，他还因为朝中一些守旧老臣是黄老学派，有些隐隐的排斥...
虽然这个时候刘彻并没有打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潘多拉的盒子，但儒家的兴盛已经是肉眼可见的了。如今朝堂上当道的少壮派，不是儒家就是法家，这是再明显不过的表态了！
这时代啊，变了！
这个时候的儒门早就有了显学的气质...这气质当然是方方面面的，包括内部斗争激烈，这也可以看作是显学该有的特点。毕竟，如果是个落魄小学派，内部都没什么资源，内斗起来就是毫无意义的事情了。
这有点儿像是后世的冷圈，冷圈气氛好嘛！一旦冷圈大火，人一多，什么事情就来了，不少人就会在这个时候脱圈。
儒家各学派林立，有些学派之间没有太大冲突（他们主治的经书都可能不是同一部），但有些学派关系就相当紧张了...当然这个时候事情还不怎么严重。毕竟这个时候儒家还没有成为老大呢，对外的矛盾压倒了内部矛盾。
然而，如果知道未来历史的就会知道，在日后很长很长的时间内，儒门内斗会上演一场又一场的大戏。直到后来，历朝历代都稀松平常的党争，其实也是这个时候买下的祸——虽说党同伐异这种事是自古有之的，并不能算在儒门内斗头上，但确实是从儒门内斗起，才把党争推向了后来的烈度，很多斗争方法也是那个时候摸索出来的。
现在，儒门内部各学派之间的斗争还没有真正开始，但竞争已经出现了。
吾丘寿王和褚大的老师董仲舒，他本人就属于公羊学派。说起来公羊学派还有一个和董仲舒同辈的大佬，胡毋生。非要说的话，胡毋生比董仲舒要正统，因为胡毋生是跟着嫡传一脉学习的...虽然同样都是公羊学派弟子，但这差别就和入室弟子与记名弟子的差别一样。
公羊学派的由来是对《春秋》的解释，《春秋》被儒家奉为自家的经典之一（其实还有一些先代经典被许多不同的诸子百家当成了自家经典，比如说《易经》什么的，不只是儒家一家定做经典。只不过后来儒家大兴，打压的其他家根本抬不起头来，这才显得这成了儒家专属的经典）。
《春秋》既然是儒家经典之一，自然少不了古往今来的名家做注。所谓做注，其实就是阐释自己对经典的理解，对经典进行解读...这个过程中就可以夹带私货了——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是老老实实做注的，实际上如果是老老实实做注，一个学派很快就会没落下去。
大家会去解读经典，使之能往当今的情况上套，解决现在的问题。有些完成了逻辑自洽，这就算是成功。而有些没有，经不起推敲，最终也就淹没在了历史的尘埃中。
对《春秋》做注的有很多，所谓公羊学派最早就是战国时齐人公羊高对《春秋》的一种解读。一开始只是口头流传，因为他的解读很有道理，能说服人，不少人都来学这套解释，形成了最早的公羊学派。
这个时候公羊春秋已经有了些名气，但真正的公羊学派人却不多。因为那个时候流行精英教学，即使是儒家这种有‘有教无类’传统的诸子百家，在收学生的问题上也比较严肃。
另外，也是因为那个时候传播太不容易了，传播出去又要真的吸引人来，这更不容易。总之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公羊学派一直人丁单薄。
而公羊学派的潜力是什么时候迎来总爆发的？这里有一个人不得不提，那就是胡毋生！正是他和公羊寿一起整理了原本口头流传的《公羊春秋》，记录在竹简布帛上！
这有两个好处，其一，经过整理的《公羊春秋》更加严谨，更加规范，原本一些有问题的部分都得到了解决。其二，这为之后的传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口头传授，就算是记忆力再好，只要不是裴英那样的超忆症患者，都容易产生遗漏、错误之类的问题。而且，能够记下大部分内容的学生又有几个呢？如果连大部分都记不下来，将来再传学生，这个问题只会愈发棘手！
或许用不了几代，《公羊春秋》就会在流传中只剩下一鳞半爪，说是公羊学派，实际上早就名存实亡了！
而一旦形成了文字记录，这就等于是有了一个规范，一个正统。将来大家可以传抄，流传过程中有了什么错误，也可以通过这个正统纠正过来。
通过传抄形成文本的《公羊春秋》，再加上公羊学派运气好，内部出现了几个出色人物...这才有了如今公羊学派的大好局面！
董仲舒自己是亲眼看着公羊学派这一路走来的，焉能不知道方便传播对于一个学术思想、一个学派的影响？实际上，当他决定远离官场之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回家著书，正是因为他清楚，这种形成文本、可以被传播的特性有多么重要！
而现在出现的白纸，分明是学问传播的一次大变革！竹简和白纸差别实在是太大了！在竹简为书写材料时，形成规定文本只是起一个规范作用，方便了传授和学习。而白纸，轻轻巧巧的一叠就足够将整部《公羊春秋》抄下了，利用白纸，任何一种形成文本的学问都可以做到快速开花！
这个时候的士子进入诸子百家任何一家，说困难也困难，说容易也是真的容易。困难是拜师难，做学问难，人前真的敢于自报家门，并且觉得自己撑得起学派的荣誉的人很少。容易则是在于，其实根本不用拜师，回头自己不知道从哪里学了小半部《诗经》就敢说自己是儒门子弟了。
而《诗经》也和《春秋》一样，不同的解释可以形成不同的学派，后世很清楚的毛诗、韩诗、齐诗、鲁诗四大学派，这个时候都差不多了。这个时候学了小半部诗经的家伙，再了解一点儿四大学派任一一家的一点儿皮毛，也能混个毛诗门下或者鲁诗门下之类。
随便么...就是这么随便。
当事人若是没有出头成为大人物，谁会去追究这么点儿往自己脸上贴金的小事？而如果当事人成为了大人物，这些学派恐怕巴不得认下这个孝子贤孙呢！大家对于这种事一向是很有默契的！
所以，一旦有了某个注释版本的大规模流传，甚至都不需要老师，某个学派就能够迅速收获大量弟子。是的，这样的弟子并不规范，质量更是很难说，但一旦数量达到一个程度，力量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用规范的说法，这就叫做‘人望’！
所以在看到白纸、了解白纸之后，董仲舒就写信给自己的几个学生，让他们来长安了解一下情况了——虽然临淄那里也有造纸作坊，但董仲舒又不是让自己的学生来学造纸的，站在更高的高度上，他更想弄清楚处在核心之中的人是什么意思。
天子将造纸术牢牢捏在手里，除了少府，唯一掌握技术的就是不夜翁主...呃，虽然少府的技术其实也是来自不夜翁主。总之，这样处理其实就等于是将白纸掌握在了自己手里，其他人想要少量地买进白纸可以，但真正想要做大事，自己生产白纸，那是做不到的。
为什么天子会这样做，是有自己的打算吗？比如想要借白纸的好处扶持起自己看好的学派，成为一股新的力量？
这些大佬总会想的比较多...他们不知道，最开始只是刘彻想赚钱而已...至少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个。
另外，其他人是真的无法染指白纸制造业了吗？很多人都很不甘心呢！白纸可不是一般的生意，它可以成为学术界的弹药！学术界的人或许自己没有能力，也没有倾向去经营纸业，但是支持他们的金主可以呀！
事实上，大多数繁盛起来的学派，背后都是有金主的。毕竟，虽然有束修，但这个时代教书育人始终是不赚钱的（如果不是以赚钱为目的的话）...学派想要扩大影响力，更是处处要花钱，学派内部又没有专门的机构搞钱，最后也只能依赖权贵资助了。
对于有钱资助的权贵来说，也不存在不愿意，这些人要么真的是‘为爱发电’，要么就是打算通过这收获名利，再不然这也算是一种投资！今后这个学派真的起来了，有了足够的影响力，总是要回报一二的——总之，各取所需么！
就是因为这些原因，不只是董仲舒，很多其他看到白纸潜力的学派人物都派人来长安了。